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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考核假日制度安排是否科学和是否需要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当前发展节点的特殊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影响，从而实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尤其是假日制度安排对中国当前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以稳定和谐和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为目标的社会民生、以未来文化竞争为核心的国家综合实力构建，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当前假日制度已经为大家所质疑、存在明显弊病的情况下，需要对假日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
　　 关键词：假日制度 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 黄金周
　　
　　 自国家对假日制度调整以来，关于我国假日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家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黄金周的存废和应否调整，二是传统节日的假日化。吊诡之处在于，争论的依据都是从“民意”的角度阐发，用“经济数据”说话，以有利于发展为方向，但却得出了完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结论和观点。
　　 对假日制度进行完整思考的出发点，应该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有的长久影响力，都是由无数个关键时间节点作用延续加和而产生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变革、多元化需求日益提升、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现代中国，每一个关键点上的政策选择，都可能决定着今后较长时间的发展方向，每一项关键改革都关系到总体改革的成败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能力。因此，在可持续的概念中，既应该侧重长远永续发展的总体方向，也要关注各个重要社会变革时期的现实形势和调整需求，要在是否解决现期最迫切问题和是否有利于长远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宏观战略思考，并实现目标统一。
　　 一、重新审视和还原假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建立更宏观的视阈，是探讨假日制度影响力、重要性的前提
　　 首先，对假日制度在整个国家发展制度框架中的作用，要有更准确、宏观的定位。假日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的时间制度安排，属于最高层次的制度框架体系范围，需要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国家宏观制度构架相提并论。意即：其重要性与包括土地利用在内的各类资源使用制度、包括财税安排和价格变动在内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包括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在内的权利确认制度、包括诉讼程序和管辖裁定在内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构架及运行规则在内的政治制度等对国家起到根本影响的制度，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现实中，这种时间制度安排，影响力也是深远的，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和国家竞争软实力。只不过在整个社会链条都高速运转的当今中国社会体系中，由于人们都被社会转型期带来的诸多变化所裹挟，心态上不得不习惯快速变化、心理上也接受着变化的预期，而总体忽略着对各种变化的定位和思考，也忽略着对各种社会发展节奏的感知和判断，从而也忽略了时间制度的影响。
　　 其次，对假日制度的判断，需要有完整而系统的视角。除了假日制度内容本身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另外的两个方面，即面制度调整模式和机制、制度演进的内生动力生从现实的争论来看，对假日静态内容争论得多，对假日调整机制和演进动力关注得少。甚至有些学者把“国家制度既然重新定了，就要三到五年不变”也作为假日制度不能或不可改变的论据，从而忽略了一项制度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两个根本原则，也忽略了假日制度本身的动态性和科学性。
　　 二、在改革深水期的关键节点上，假日制度的思辨需要兼顾当前困难和长远可持续目标
　　 在2007年底国家公布新的假日调整方案后，一些专家即预测假日制度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变动。从现在的实践中看，这也和当初对假日调整起决定作用的决策部门的想法不谋而合。但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频繁变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追求立法相对稳定”的制度追求和技术影响，应该让位于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目标。因此，考虑假日制度如何调整，必须建立“即时作用”、“近期影响”、“长远目标”三个层次综合考虑的思维框架。在当前我国经济层面亟需扩大内需、社会层面需要迫切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工与毕业大学生就业、环境层面需要迅速遏制环境恶化并巩固环保结果等多项现实任务面前，假日制度需要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一项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如果在看似朝“进步”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之后，就不再顾及客观情况变化和阶段性更重要的发展任务需求，墨守陈规、固步自封，那极可能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至少是在社会进步推动力上缺失了应有的作用，从而减缓了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三、假日制度调整在现阶段能够起到迅速启动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当前正在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对我国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有目共睹。200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波折性政策调整——从年初经济过热条件下的“双防”，到年中通货膨胀基本控制、经济指标出现下滑条件下的“一保一控”，再到年末因突然爆发的世界金融海啸情况下的“确保增长”。一年内的变动，表面看是上半年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上涨、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等突发因素影响，但更深层次探讨，在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长期以来，投资拉动、低附加值出口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掩盖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一是长期依靠境外购买力，形成很高的对外依存度， 国际分工中又处于末梢，缺乏自主创新的低附加值出口本身就脆弱，不但容易造成贸易摩擦，而且一旦外需降低，则会造成经济迅速萎缩的后果，2009年2月份，中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5.7%，创历史最大跌幅，贸易顺差从上月的391亿美元大降至48.41亿美元。二是对内长期依赖增加投资拉动生产，不但长期会因为原材料过度消耗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并最终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还会因为不断刺激生产能力而造成产能过剩，外需强劲时，弊端不明显，而现在从美国产生的以损害本国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日益显现。三是高储蓄的民族传统心理特征下，社会保障的无力更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储蓄，抑制着内需消费预期，使经济无法实现基本的“体内循环”。四是社会收入分配过度倾向于政府税收和企业存货，社会人均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加剧了社会消费不足的局面。现在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尴尬选择：一方面社会信心需要提振，以此为目的“重拳出击”式的投资增长有其必要，但也极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胀；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举步维艰，传导到农民工群体并损害整个社会就业，大幅降低了总体社会消费能力，并减缓着整个社会提升财富的速度。人民币在按照市场规律进入升值通道后，又必须考虑贬值以刺激出口模式的延续。
　　 危急当前，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平衡投资、外需（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大幅增加内需，尤其是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是当务之急。任何制度安排，都要把能否迅速走出危机、从而实现长远可持续作为指针。从内需的角度来说，每个社会消费主体至少都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增多。前者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其不断地提升和改善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对漫长的过程；而后者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相对简易、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当前的状况下必须作出改革式调整。可以预见，假日制度的科学调整，能够增加更多的社会消费机会，尤其是增加旅游这种终端消费、多层次消费、可重复消费、拉动式消费的机会，从而对扩大内需直接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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