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feic31.com--工作计划】

前几天，突然接到四表哥的一个电话。他和大表嫂两个人轮番给我讲了几分钟，是说乡里的工作队去村里罚款的事情。大表哥的儿子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抱养了一个男娃，四表哥的女儿也是在没有安排生育计划的情况下生了一个孩子。

按道理说，大表哥的儿子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再抱养一个孩子，属于合法的二胎，只是没有得到乡里的允许；四表哥的女儿是入赘的上门女婿，虽然没有领生育证，但却是头胎，也不应该重罚。可是，乡里认定两家都属于超生，工作队说都要缴3万元罚款，一周内如果不能缴上罚款，就会把人抓到乡里关起来，要扒掉房子，一切后果自负。

表哥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不久前我回家祭奠母亲的时候商定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舅舅家的几个表哥了，当时，见到我这个在省里做记者多年的表弟，他们说，他们都有没有户口的孩子，人口普查怎么办？来统计人口的时候是报还是不报？如果报了，乡里来罚款可就惨了，他们没有钱，而没有钱肯定要扒房子。

当时，我告诉他们，国家明令人口普查数据不作为行政处罚依据，国家说了会算数，不要害怕，如果乡里来罚款，就给我打电话。我看到他们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样信心满怀。表哥说，对，咱表弟在省里做记者，知道国家政策，咱不怕。

现在，他们最害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因为从人口普查数据中了解到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凿证据，工作队真的去了他们的村子，真的要秋后算账，真的要扒他们的房子了。

四表哥打电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说，乡里来了两卡车的人，各个手里拿着工具，扬言要抓人。大表嫂甚至快哭出来了，她说，表弟你快给乡里当官的打电话吧，不然我们就没有命了。

我能够想象表哥表嫂给我打电话的表情，我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我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力量。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们，国家说话不会不算数，他们也正是听信了我这个表弟的话，才斗胆在人口普查时说实话的。不然的话，人口普查时他们不报，依然像过去一样隐瞒下去，乡里也就不会知道，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事实上，村里其它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人家隐瞒的人口都没有报，因为人家没有一个自认为了解国家政策的亲戚。

我的母亲只有兄妹两人，我只有一个舅舅，他有四个儿子。文革时期，因为实在养不起四个儿子，15岁的三表哥饿死了。前年的时候，已经57岁的二表哥在我们家附近的高速公路工地打工，不小心被施工车辆撞死了，现在我只剩下了两个表哥。

三表哥死的时候我还不记事，但是，其他三位表哥却与我有很深的感情。我们村与舅舅家是前后村，相距不到两华里。因为他们几个年龄都大我很多，我自然成为表哥们宠爱的孩子。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我家，带我去田野里逮野兔，带我去捉野鸽子，带我去坑塘里捕鱼。我记忆最深的是秋天，他们挖了地瓜或者玉米，在田野里的沟渠边垒起小土窑用植物秸秆烘烤。用不了多久，香甜的烤地瓜和玉米就烤成了。至今我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那美妙的情景，把那情景讲给在城市里长大的儿子听，那是我永存心底的美味。

表哥们特别宠我，我印象中，在来往的乡间土路上，有很多次，他们三人轮流背着我，有时候用肩膀抗着，又给我讲着开心的事。他们有很多时候就背着我在旷野里的庄稼地里疯跑，领着我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面的院子基本不住人，我就自作主张把后面院子的土地翻起来种植各种蔬菜花草，盖上兔舍养兔子。可是院子有几分地，我一个小孩子也不会种，这自然成了表哥们的事情。他们总是会隔一两天就轮流来我家，翻地、浇水、管理，还会带来兔子吃的野草。尤其是后来，我全力投入学习当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管理后院的菜园子和兔子了，菜园子和兔子的事就全部由表哥们做了。

菜园子收获了很多蔬菜，母亲就让表哥们带回家去一些。兔子也从一开始的几只，逐渐繁殖到几十只，满院子乱跑。

舅舅家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他们只要来肯定会带来我喜欢吃的，石榴树上的石榴他们都给我留着，我最喜欢吃的那棵枣树上的枣子他们一颗也不会自己吃。

舅舅家的生活始终都很困难，几个表哥一直都没有读书。后来，我考上大学来到了城市，但是，表哥们的生活我还是都很了解。三个表哥都成了家，都生了孩子，他们过着一个普通农民最普通的日子。

母亲健在的时候，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开车带母亲去舅舅家给外祖父祖母上坟，那时就能够见到几个表哥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延续着舅舅家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都依然是最普通的农民，忙时种植庄稼，闲时外出打工。

他们知道我是做记者工作的，见了我，他们总是有无数不解的问题要问。他们常常问，为什么广播电视上说的好好的，到了他们村子里就变卦了呢？很多次，他们的问题我也很无奈，我也无法回答他们的疑问。

但是，更多的时候，表哥们这样看待我的工作：表弟是记者，人家都说当官的最害怕记者，怕记者揭发他们。四表哥就曾经这样对村子里的干部说过，我表弟是记者，你们胆敢欺负我们，我就叫表弟来。表哥们说，有一次，这话还真起了作用，干部们有一次来收提留款，表哥说了我的名字，干部还真的乖乖地走了。

这一次，表哥们说，他们也向乡里的工作队说了我的身份和名字，而且他们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不知道是否还起作用。

听着表哥和表嫂的描述，对于他们即将面临的困境，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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