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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国人常常被认为粗俗、野蛮、无教养，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国民礼仪的缺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长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耀荣日前发出感慨。苏代表提议：从国民道德教育出发，加快规范国民礼仪的步伐。并对一些具体的礼仪方式做了建议。

中国是传统的礼仪大国，对礼的崇尚曾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一个诸侯国因为失礼可能被夺爵去封；一位大臣因为行为不合礼法可能丢掉官职；虽贵为天子，语言行为不合礼法，可能遭到大臣的群起攻击，引发皇权危机：宋英宗时因“濮议”引发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党争，朝廷分裂，遗祸久远；明世宗时“议大礼”，天下读书人抗然相谏，慷慨赴死，父子相继……

时代已经不同，语境也不一样，当我们读到祖先对礼的那种近乎惊心动魄的尊崇，会觉得不能理解，但那确实是我们民族经典时代的真实情形，而我们民族也正是以这样的精神特征而获得了“礼仪之邦”的令誉。

二十世纪以来，传统价值遭到致命打击，所谓礼崩乐坏，“礼”首当其冲，具体的礼仪形式，被作为落后、不文明、欠发达国家的外在特征而被无情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同时，我们对西方的礼仪又并未恰当引入，即便引入，由于文化传统、体貌特征的巨大差异，学起来相当拙劣。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巴黎和会期间，当时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穿着不合身的西式礼服，滑稽地戴着比他的小脑袋大一倍的高筒礼帽，心神不宁地跟在西方大国外交家的屁股后面察言观色，这一形象很恰当地暗示了在欧洲中心主义支配下中国的悲惨命运；我们又一度热情洋溢地学习过粗野的俄式拥抱甚至亲吻，当身材娇小的中国同志被膀大腰圆的苏联老大哥抱着热吻的时候，感觉那时两国外交天天在上演“断背山”！而近来的所谓“唐装”，中不中，西不西，汉不汉，满不满，地主不像地主，管家不像管家，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怪异服装，竟然僭称为“唐”，我们民族全盛时期的时代装！

“新文化运动”的改变了传统礼仪的固有面貌，“文革”又将传统礼仪狠狠地踩了十几年。传统的被瓦解了，西方的又够不着，那就一无所有了。国务活动中尚且如此，小民的日常生活就更不用说。人多、资源少、挤公交车、挤“春运”、公共服务部门的衙门作风，长期的贫困……大大小小的不利因素侵蚀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当代国民。现今呈现在世界文明人面前的中国人形象是怎样的呢？令人羞耻的事情太多，相关报道太多，在此无法罗列，虽然承认这点很痛心，但苏耀荣代表所说：“不少中国人常常被认为粗俗、野蛮、无教养”应该是实情。

同为东方古国，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要幸运得多。国学大师章太炎第一次游学日本时，见到日本的日常礼仪服饰，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吾复见汉唐衣冠！”。在西化运动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日本没有发生类似我们“五四”这样浅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运动，虽有短暂的“鹿鸣馆”时代的彻底欧化风尚，但很快被“和魂洋才”主张予以矫偏，在保守东方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发展。韩国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可圈可点，从目前风行大陆的韩剧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们对传统价值的珍视。

要恢复到“议大礼”时代和“濮议”时代那样对礼的崇尚境界已不可能，也无必要。赞同苏耀荣代表的精神：要考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国际和国内的结合，民间与官方的结合。不必过于繁琐，但要有相应的仪式和程序；不要复古，但要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苏代表提出的具体礼仪形式，各方可进行协商，形成统一认识，以利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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