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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祆教美术图式举隅
     （一）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及拜火圣像安伽墓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是“围屏石榻”，该石榻由三面屏风构成，以石头作为材料。屏风分左、中、右三部分，由3幅、6幅、3幅画构成，带有鲜明西域色彩及宗教祈祷色彩。（见图1）一般墓葬中经常出现之仙人接引、狩猎、乐舞、送别等内容，在安伽墓中也有体现，而不同的是安伽墓中的这些情节都带有明显的祆教文化背景和特色。另外，屏风中所出现的石榻，与出土的围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是赛祆场面中的坐具，这也是对安伽墓围屏石榻功能的真实写照.
   在安伽墓的甬道前的石门门楣和门框上，刻有回旋葡萄枝及祆教祭祀图，祭祀图正中有三驼圣火坛。三骆驼头部向外，尾部相接，驼峰之上放置的莲花座上又有叠成井字形引燃的熊熊圣火，圣坛之顶有忍冬花纹。（见图2、图3、图4）圣坛右上侧有弹拨箜篌的天人，形似古代佛教伎乐天人，左上侧有手持琵琶的天人。圣坛左右各有一人首鹰足的神祇。门额左右下方又各有一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坛。这幅图在门额这样显要的位置上，一方面说明了墓主人的宗教背景，同时作为北朝官员的安伽墓采用这样的形式，也证实了北朝祆教在中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
    安伽，姑藏（凉州）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北周同州萨保、大都督.
   凉州是北朝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安伽是这里胡人的大首领。顺便要提及的是“萨保”，这一官职按照姜伯勤先生的说法：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特别是入唐以后，萨保（也称“萨宝”）在管理入华进行贸易的粟特胡商和对祆教宗教事务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及其祆教图式
据史书，徐显秀是祖籍恒州忠义郡（今河北省北部）的汉人，但是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他的墓中，有很多外来文化因素，尤以祆教文化样式为最有代表性.
   1.墓室北壁壁画中端茶奉酒之二侍女的衣裙上，有直接点染上去的联珠纹对兽和奇异花草装饰图案，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的图案，在中原地区的北朝壁画中也是初次出现，比之前我们知道的隋代要早了许多.
   2.墓室西壁壁画墓主的坐骑，脖子下有镂雕莲花、忍冬和联珠纹的金属缨盖，根据法国葛尔耐先生的研究，这种样式在阿富汗某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与此形制几乎完全一致的实物，而它的原产地应该是在中亚地区。在壁画中出现如此逼真的饰物，并加以葛尔耐先生的佐证，可以肯定现实中确有此物，而且很可能就是徐显秀的坐骑所配饰的特定饰物。而这件物品前所未见，很可能是粟特商人奉献之物.
   徐显秀，忠义郡人，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经在北魏任边镇官员。徐显秀一生，先投尔朱荣，后追随高欢，逐步得到升迁，到东魏时已任帐内正都督。入北齐后，封金门郡开国公。因作战骁勇而屡立战功，后被封武安王。卒于晋阳家中，享年70岁。徐显秀虽为汉人，然成长于北地边镇，戎马一生，身居高位，很可能接受了比较浓厚的鲜卑乃至中亚文化的影响.
   “徐显秀墓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壁画墓。完整的墓室壁画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的形制以及对隋唐墓葬制度的影响、墓葬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壁画遍布于徐显秀墓：墓道、过洞、天井、墓室均有壁画，但由于盗洞、草木根系等原因，部分壁画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脱落。以墓室的墓壁壁画为例（见图5），分为东西南北四壁，对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起居、出行等进行描绘，同时也是对墓主人死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祈望。（三）北周史君墓石堂史君的死后陵寝是一座石堂，石堂为类似汉制的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座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由底座、四壁、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见图6、图7）四壁分别雕有四臂守护神、祆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内容的图像。所雕刻的内容和风格上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这样的样式也和史君的粟特身份与祆教信仰相符合，同时从史君墓的石雕图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表现的要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丰富.

   尽管史君墓遭到了盗墓人的严重破坏，但是经过研究者对墓主人的身份的考量，认定墓主人为北周时期凉州萨保史君。他是本居西域的史国人，后迁居长安.
   且根据题铭记载，史君“大统初年……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也就是西魏文帝初年曾担任萨保府判事曹主，而到了北周时期又“诏授凉州萨保”。其祖父阿史盘陀曾经担任“本国（史国）萨保”，其父阿奴伽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也有极高的修养。史君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根据他的年龄推算其祖父至少在北魏时期就担任史国的萨保.
   [5]另外，凉州（今甘肃武威）是汉唐之间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之所在，同时凉州也是河西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家族的势力等因素史君在当地胡人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还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题铭的发现，对研究粟特文字及文化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6]（四）隋代虞弘墓的对鸟火坛图像虞弘石椁底座上的祭火坛图像（见图8、图9）充分体现了墓主对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在如此显要的位置放置火坛图像，也成为了虞弘是祆教信仰者的最为充分的证据。其中熊熊燃烧的火坛、两位鹰身人首的祭司和两位祭司均戴有口罩，这样的图像都是只能用祆教基本教义和信仰来解释的。祆教认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和化身，它包含了太阳和天体的光辉，充分显示了善神的力量和伟大的能力，闪耀着最高的真理。因此主持如此神圣的仪式的祭司们必须戴上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
   根据墓志，虞弘是鱼国尉纥城人，其祖为鱼国领民酋长，其父曾任茹茹国（柔然）高官，而他本人13岁就担任柔然使节，先后出使过波斯、吐谷浑，后转使北齐，之后就留居内地，曾在茹茹、北齐、北周、隋两地三朝为官，在北齐时还担任过检校萨保府，故虞弘之胡人身份不容置疑.
   [7]在虞弘的墓中有汉文墓志，既有具有汉地建筑风格的石棺屋顶和汉人俑，也有明显具有波斯风格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见虞弘是一个汉化很深的胡人.
我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的图式特征
     本文所述之中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两代之间、分布于古陆路丝绸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从上述图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术图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出现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种），短发，身着胡服。二是出现不多的突厥人，一般为蓄长发骑马的形象。三是出现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鸟身的长者。四是带有头光的神祇，这些神祇几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还有一类我们强称之为“人物”的是一些动物形象的善恶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鱼马兽、骆驼是善神的化身，狮子是恶神的化身.
   （二）配饰与细节特征1、连珠纹。在各种配饰和细节中，连珠纹是出现最多的一种纹饰，这个图式是可以作为确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因为这个纹饰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现过很多变体，所以在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以确认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同时期的波斯银币和萨珊银盘上得到佐证。（见图10、图11）3、豪摩树。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豪摩树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复生者享用的饮品。所以，豪摩树也是可以确认其祆教特征的依据之一.
   （三）图式内容特征在众多的祆教美术图式中，表现的多是赛祆祭祀、善恶二神的斗争、狩猎宴饮场面、或行进或休憩的胡商等内容，这些内容中一类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是对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种纪念和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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