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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目前，我国很多出问题的政府采购往往并不是由于供应商提出质疑或投诉而被媒体曝光，而是网民在网上“溜达”发现之后曝光出来的。供应商往往对于质疑与投诉并没有很大的动力，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现有的救济体制未能起到保护供应商合法权益的作用。本文从制度层面上找出我国目前第三人救济制度的缺陷，并借鉴世界上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制
论文关键词 第三人救济 救济事由 投诉受理机构 暂停措施
一、救济制度类型看似全面实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从我国《政府采购法》“质疑与投诉”这一章的内容来看，我国政府采购规定的救济制度类型包括：询问、质疑、投诉、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从救济制度的类型来看，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得比较全面，但让人觉得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这种面面俱到多层次的制度类型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吗？
我国的询问与质疑制度近似于GPA（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的磋商机制（GPA第20条第1款规定：“对于一成员方做出的有关影响本协定实施的任何表现，每一成员方都本着给予友善考虑和充分给予机会的立场进行磋商。”）均是鼓励供应商与采购人/代理机构双方和平友好地解决争端，这有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同时这种友好的方式不易给双方带来精神负担，特别是供应商一方。但是这种制度需要双方之间存在着和平友好的环境，因此，GPA也规定，供应商可以选择磋商来进行救济，也可以直接选择质疑制度进行救济，也就是说GPA的磋商制度并不是必经程序。我国《政府采购法》并没有明确指出质疑程序是否为投诉的前置程序，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以曹富国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肯定观点，以谷辽海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通过研读《政府采购法》第55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投诉。”，应当认定立法将质疑规定为投诉的前置程序。《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明确将质疑作为投诉的前置程序。但这样的明确规定并没有打消理论界的争议，谷辽海先生始终认为“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内容相冲突。”并且，学者们一致认为，将质疑作为前置程序有着不妥之处：这使得供应商不得不先经过质疑才能走到投诉这一步。之前笔者阐述过，无论是GPA的磋商机制还是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质疑制度，均是基于和平友好的环境才有可能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解决结果。但是这种和平友好的环境并不时时存在，那么，对于供应商来说，采购主体对自身的审查往往也意义不大。也有学者说“一个寄生于体制内的监督程序，是无法根本性的起到体制监督作用的，寄希望于自查自纠是体制软弱的表现。”这样一来，供应商向采购人/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即等同于做无用功的现象频繁出现。质疑程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过程走完，即使获得了支持，采购合同可能早已经履行完毕，这样的救济程序并没能够为供应商带来好处，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这些极大地损害了供应商提出质疑与投诉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多层次的救济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方便提出救济方根据现实情况和自身的利益自由选择。规定质疑前置不可取，一定要先经过此程序才能进行下一程序，无疑是给供应商强加了更多的义务。我国《政府采购法》应当改变现有的做法，允许供应商在质疑与投诉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甚至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这样更符合救济程序从供应商角度出发，体现出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
二、提起救济的事由限定过窄
《政府采购法》第52条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7条都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方能提起救济。也就是说，我国法律将供应商提起救济的事由限定为这几项。
GPA没有对质疑的范围做出具体要求，只是抽象的规定供应商可以对与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利害关系的整个采购活动中可能违反GPA的任何情况提出质疑。相较之下，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对供应商救济事由的规定采取的是列举式方法并且是穷尽式规定。“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这几项可能涵盖了整个采购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发生各种出其不备的情况。笔者认为，以前没有发生过不代表将来不会发生，法律条文是滞后的，可是现实却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立法应当给这种新情况的出现留一个豁口，而不应采用穷尽式规定将其封死，特别是在赋予供应商提起救济之权的立法中，采用这样的立法方式显得尤为不妥，很可能会限制供应商提起救济的权利。
在这里，我国可以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的规定，《示范法》第52条先抽象规定：“任何声称由于采购实体违反本法对其规定的责任而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失或伤害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可按照要求进行审查。”之后又规定将“采购实体对采购方法以及评标程序的选择、对供应商国籍的限制和拒绝全部投标、建议、报盘或报价的决定”排除于救济制度的适用。这种先概括后排除的立法方式显然要比一一列举的方式更能保护供应商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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